摘要：在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后，潘洪斌于2016年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合法性审查请求。 ...
能够获得公众合作或支持的最佳方式就是法律，因而组织法必须获得像普遍性行为规范那样的形式和尊严。
当时我国立法数量较少，内容也比较粗陋，因此实践中可能创制一些先例填补成文法空白，但这些先例后来是否成为惯例，尤其是它们是否可称之为宪法惯例，则还有待梳理和研究。即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是1954年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而不是1949年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是1954年宪法，而不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
虽然《共同纲领》第12条第2款也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总之，在《共同纲领》中政权机关的框架并没有搭建完整（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人大和政府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政体板块的其他国家机关，如政务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这些国家机关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共同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体制及其内部关系，都没有相应的条文规范。再次，中央人民政府产生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这些机关共同存在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框架之内（互相平行），有议行合一甚至议事行政司法合一的特点。同时，《共同纲领》也往往被视为确立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认为《共同纲领》以临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共同纲领》正式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等等。3.《政协组织法》 由于政协全体会议在当时有代行全国人大工作的职能，因此《政协组织法》也应纳入这一时期的宪法性文件。
其次，在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中，这些文本的效力有高低之分。提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普选，该制度由若干板块构成，其中人大系统是主干，而在1949—1954年期间，上述因素还处于缺位状态。但是，像民法这样的构词方式——前缀词+法——已不存在。
其实我们应当分别讨论：（1）《宪法》与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关系。这个建议所获回应寥寥，但也有例外，如马岭教授在谈及我国宪法性法律的特性时，曾经直接形容它们是宪法法，因为其内容与宪法文本本身有直接关系，是关于宪法自身问题的规定……宪法对这些内容一般只作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需要宪法性法律加以细化。（2）不是指名为宪法的那一部法律，即1982年颁布并施行至今且前后5次以宪法修改的方式纳入若干文本更新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处宪法性制度之宪法性，自然是取其实质意义，说明某些极为重要的人大立法有相当的可能性包含实质宪法，从而在《宪法》已经建构的宪法性制度之外，有进一步增建此类制度的空间及必要性——正所谓发展了宪法。
最后，我将针对性地提出一种实质主义的修正，主张承认《宪法》以外的法律文本是可以包含实质宪法规范的，并且将论证这种修正之后的观念是对当前国内宪法学理的改善。在他看来，渊源是一个与权威和形式有关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与实质和内容有关的范畴。
要知道，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两重不同属性——规范实质的重要性与规范位阶的至上性——在这两类关系上有着不同的体现或组合方式，不可混为一谈。现行《宪法》的功能发挥，也就是宪法实效之评价，必须立足于实际的国别经验观察。进入专题： 宪制性人大立法 。合宪性审查的基准将不限于《宪法》本身，而是可以有条件地扩展至其他法律渊源。
但如果被解释的条文所涉事项在某一部宪制性人大立法中有直接相关的规定，则应当赋予该法律或其中相关条文以相当高的权重。对实定法律体系作部门划分也涉及如何认识宪制性人大立法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民法为例作比较。然而，受制于形式主义宪法观，多年来我们对此现象的理论回应显得零散、单薄，或径直采取回避态度。
在我国，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与工作机构一直采用宪法相关法这个概念来称呼宪制性人大立法。让我们看看《宪法》序言，其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总体来看，在过往几十年的学理探讨之中，我们是在以下几种语境之中遇到如何称呼（refer）或定义（define）这类法律的问题。越是趋于强硬的形式主义宪法观，越执着于突出《宪法》的最高法属性并由此扩张宪法具体化的覆盖范围，以至于让这个原本真实而必要的论题逐渐泛化、失焦。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只是一种有限的修正，以便既正确地认识形式宪法的作用，也公平地评价其他非形式化的宪法实际发挥的宪法功能。他说，无论是民法典整体，还是其中的具体规范，都只能处于宪法实施法的功能定位上。因为对渊源这个概念采纳了基于法效力的理解，所以这两位学者高度一致地将宪法性法律剔除在宪法渊源的范围之外。这是早在1950年代就已至为清晰的学理。具体就民法而言，叶教授更认为，民法实际上是借由立法机关之手，将民间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他称之为确认性立法或法律的‘发现——它们显然不能简单称作宪法规范的具体化，也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
一言以蔽之，因为《宪法》太过特殊，所以它的上位概念无须存在，相关词汇自然也无须存在。但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呼吁重视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声音早已有之，宪法具体化的相关讨论却逐渐偏离宪制性人大立法这个固有对象，扩大到《宪法》与诸多部门法之关系上。
第二，组织法等法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基本权利无关，即便人大立法并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这类有限的法律也不是《宪法》的审查对象。《宪法》的存在，使宪法的概念被这一部法律所垄断，以至于《人大组织法》等在规范实质层面与《宪法》同一属性的法律，不被称为宪法。
综合考察当时的辩题、语境以及童教授的措辞，他其实并不主张民法是宪法的具体化或实施法，然而他的论证方式却造成了模棱两可的影响：一方面，他不断强调根据宪法的正确含义是指民事立法只要不与宪法相抵触即可，而立法机关制定民商法律有着非常广阔的自主空间。该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年版）第1条第1款关于大会会议的召集的规定就体现了与《宪法》的密切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召集。
宪法是拥有独特实质内容的一类规范，即确立国家结构、搭建政府体制、约定人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界限的规范。随着人大立法工作沿着改革年代渐次展开，这些宪制性法律陆续填充着原本笼统而粗疏的制度骨架。独立宪法解释不依附于合宪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因此须呈现为一个形式化的人大常委会决定。持有最强烈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学者，以合法宪法解释来达成人大立法与《宪法》之间的和解。
但是，当《宪法》条文是后法时，自然应当以新的《宪法》条文——如修宪后的条文——为准。（2）鉴于民法已丧失现实宪法的功能，无法自足证明与保障其正当性，能为民法典补强正当性的……是宪法。
然而转到国家根本制度方面的法律时，我们却受到某种语言上的阻碍。那么，上述具体化更多反映了《宪法》在内容上的重要性还是位阶上的优越性？本文认为，前一种属性才是这类法律承担具体化任务的真正起因，因为形式宪法向来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写下根本制度，而我国《宪法》并不针对宪制性人大立法设下禁区，两者之间是合作关系。
称谓问题似乎不太重要，因为马教授的主旨在于强调这类法律的重要性。最后，关于合宪性法律解释。
然而，根据本文定义，这个否认说的目的只是反对使用宪法性法律这个称谓而已。最近，李海平教授针对全然否定部门法是宪法具体化的立场表达了强烈反对意见，然而他最终也表示，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也不宜一概而论……对于不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则不存在宪法具体化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这类法律在我国不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所以称为宪法性法律是不恰当的。否定说在近期得到集中阐述。
如陈景辉教授所点评，只有宪法与部门法或宪法与其他法这样的表述，而不可能有民法与部门法或刑法与其他法这样的表述。笔者也不赞同这个表达，但本文的主旨在于，透过这个用语，深入剖析其反映出的国内宪法学界的一种思维局限，这种局限性制约了我们对于宪法的形式与实质等基础问题的理解，影响所及可谓广泛深远。
有意强调《宪法》或《人大组织法》的规范实质特征的人，认为宪法性可以勉强表明这类法律的调整对象，因此赞同或不反对使用宪法性法律的称谓。林来梵教授的观点则是，成文宪法国家也有宪法性法律，是指宪法典之外，其他含有调整宪法关系之内容的法律。
本文认为，除最后一个论点勉强成立之外，所谓民法一般条款解释只能依据宪法或者民法若非依赖宪法则无法自证正当性云云，真叹为观止也。其实，这种质疑恰恰是以形式主义宪法观为逻辑起点，并且，在本文看来，承认人大立法实际供给了实质宪法，是一种必要的理论诚实，将之斥为不承认（形式）宪法的优越性，是言过其实的苛责。
